【艺术简历】
胡国伟，1982年跟随老画家杨希贤先生学习绘画，1995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国画专业，师从刘大为、刘天呈、王天胜、任惠中等教授，同时得到史国良、陈玉铭、王迎春、崔晓冬、焦可群老师的指导。曾任总参防化学院直工处处长、基础教学部政委，大校军衔。美术作品多次入选全国全军及北京市美展，－次获全国展优秀作品奖，两次获北京市美展二等奖。现任北京市东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二级巡视员。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我说我画
胡国伟
从记事开始，我便喜欢写写画画，这一兴趣是自然的，没有任何外来压力。我家的地上、墙上、桌上和书本的边边角角有“空”的地方，都能看到我留下的痕迹。一向讲究的父母对我的作为好像不大关心，还偶尔应付式的表扬一、两句，这无声的举动和不经意的言语使我更加无所顾及。结果小学二年级时，因为上课不认真听讲，在课桌上画鱼，被漂亮的女老师狠揍了一顿，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但这并没有影响我对胡涂乱抹的热爱，反而更促进了我对书画世界的向往。也许是我对写字画画太感兴趣的缘故，父亲就有意无意往家里带一些字帖和画片，让我照着练，时间长了，我也就养成了每天非要写字画画的习惯。甚至有时晚上停电，我都会把书桌搬到屋外在月光下练字。现在想起来，我都很佩服当时我对书画爱好的痴迷劲儿。
1982年对我来说是一个机会，老画家杨希贤先生要在家里收几个学生，我得知这一消息并把自己想学画的事马上告诉了父亲，父亲很支持我的想法，但却招到了母亲的强力反对，主要原因是每月15元的学费对我们一个月只有不到30元生活费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项巨大的开支。我伤心极了，痛哭流涕，坚决要学，毕竟管钱的是母亲，父亲也只能是发发脾气，感情上支持一下，其它一点招都没有。好在这事惊动了在我心目中形象一直非常伟岸的大娘，老太太踮着三寸小脚拄着拐棍来到我家，先批评我爸，再批评我妈，然后掏出几张5元新票说，这是老二刚从澳大利亚寄来的，先拿去交学费，其它的以后再想办法，孩子喜欢学习就要支持。
接受正规的绘画训练，我极不适应，更不习惯，因为以前都是毫无目的随手就来，自由惯了，而现在必须要坐得住，加上几个同学的基础比我好，刚上两天课，我的信心就开始不足了，素描写生总是深入不进去，要求4个小时画一张，我20分钟、至多半个小时就完活了。半个月下来，老师对我极度失望，气得老人家平时都不拿正眼看我，甚至到了不愿意为我改画的程度。我相当郁闷，又不敢退学，混了一段时间，老师找我谈话，说要学就坐下来好好画，不学就立马走人，不要老影响别人。我当时真的很痛苦，晚饭没吃躺在床上，两眼盯着天花板，思想斗争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强迫自己坐下来画静物，奇迹终于出现了，我竟然一个上午没动窝，画了一幅有史以来老师比较满意的静物写生。吃午饭时师娘和同学们对我刮目相看、赞叹不已。我终于能坐住了。画也开始有了明显的起色。石膏像、人物头像、半身像、色彩写生以及国画等都慢慢的赶上或超过了其他几个同学，我开始自信了。
时间很快到了1983年10月，16岁的我当兵了。火热的军营生活令我激情澎湃，除了正常的军事训练，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写字画画上，部队领导看我对书画艺术如此热爱，都非常支持并利用各种机会培养我。经过几年的学习，1986年10月，我还装模作样的在福建省泉州市工人文化宫和部队礼堂举办了两次国画展，首长和战友们给了我热情的鼓励和巨大的支持。这使我更加坚定了把画画好，把字写好的决心。寒来暑往，1993年9月经过不懈的努力，我考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国画专业班，在刘大为、刘天呈等军内外著名教授的悉心教导下，我像一个站在海边的孩子，渴望在中国绘画艺术的海洋里游出个样子。
几年下来，我掌握了许多以前没有学过的东西，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本功。毕业创作的两幅国画《解放区的天》、《童年的记忆》获得广泛好评，尤其是《解放区的天》还入选了建军70周年全国美展。军艺毕业，我回到防化指挥工程学院从事了3年文化宣传教育的工作，写会标、出板报、搞培训、组织文体活动成了我的主要任务，整天忙的不亦乐乎。随着年龄的增长，结婚生子，写写画画的时间自然也就比以前少多了，内心苦恼是必然的，但只能是无可奈何，失眠便成了一种习惯。为此经常与家人发生摩擦也就在所难免了，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汉生活只能变成美好的回忆。好在那几年军艺的师兄们不断鼓励我，在绘画上、精神上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和安慰，否则真不知道当时会是个什么样子。
1998年7月，我强烈要求到基层学员队工作，从此便开始了8年与兵同吃同住同学习的一线带兵生涯。尽管当时已在部队工作了10几年，第一次接触这么多兵，说实在的我心里还真没有底儿。好在我是从战士一步一步走过来的，适应一段时间之后，搭档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兄弟，工作上互相支持、互相帮助，生活上互相体谅、互相关心，相互之间比较默契，100多个军校大学生很快让我们调教得有模有样。这时我忽然感觉到除了画画，带兵也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可是要把兵带好并不容易，它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琢磨每一个兵的内心世界，尤其是琢磨透他们的心思，这是必须要做到的，也就是说要把住所有人的脉，否则被这帮聪明的家伙玩弄于股掌之中麻烦就大了。
为此我没少下功夫研究带兵之道，还时不常地请教经验丰富的老同志、老领导。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就把这帮小子给理顺了，我便开始了半工半学的生活方式，即把他们送到教室，交给教员后，自己回到办公室铺纸操笔，调动五颜六色，开始徜徉在色林墨海之中尽情享受着色彩斑斓的世界。几个搭档也让我熏得五迷三道，纷纷拿起毛笔，拉开架式练起了大字。让我更没想到的是这种趋势逐渐在全队漫延开来，学员们个个买纸购墨，课余时间也都玩起了笔墨，并且学习气氛空前高涨。在队长的热情搓合下，我也就做了个顺水人情，利用业余时间、节假日给学员们上大课，讲练字绘画的技法，讲美术书法发展史，讲书画名人轶事，孩儿们都佩服的不得了。这样过了两三年，效果不知不觉就出来了，大家的综合素质得到了明显提高，我所带领的学员队也成了远近闻名的文化特色队，大家共同努力创办的书画长廊成了学院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对外交流的窗口。
2003年初秋，在军艺学习时的恩师任惠中先生带领学生到京郊写生，我有幸陪伴左右近半个月，每天看他写生听他讲解，好像又回到了学生时代。一段时间下来，我对中国绘画的理解又有了新的认识，眼界提高了，思路开阔了，绘画风格也有了较大的变化。岁月像一条清清的小河就这样在不知不觉的传承中静静的向前流淌着，收获的季节到了，美术作品《悍卫者》、《卫士》、《绿色的旋律》、《明亮的天》、《喜庆的日子》等先后入选全国、全军和北京市的美展，我还加入了中国美术家协会。国家教育部领导、总部首长亲临我队鼓励与指导，这无疑是对我们工作的褒扬和肯定，我的内心深处不知不觉地也就生出一股成就感来。
一转眼，时间就到了2006年4月，我被调职，岗位变了，可是离开朝夕相处多年的兵们，心里还是有一种难舍难分的失落感。但作为一名军人，服从命令听指挥是天职，更何况能到机关工作，是组织的关怀、首长的信任。我必须抱着诚惶诚恐的心态干好上级交给的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各位领导的关心和希望。让我更高兴的是，我的直接领导对中国传统文化颇有研究，比较钟爱，对书法绘画有一种朴素的感情和喜爱之情，很支持我业余时间搞创作。这样我在完成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搞一点自留地也就变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果然如此，我真是到了如鱼得水的地步，在全处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日常工作干得有板有眼、有声有色，我的画技也在不知不觉中不断提高。
每一幅新作出来，我都反复端详，认真把玩，但我深知当事者迷这个千古不变的道理，居然也像古贤白居易似的，到处请人挑毛病提意见，效果真的很不错，尊敬的学院领导对我更是严格要求，对作品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都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2007年9月与曾经教过我的史国良老师朝夕相处了一周，再次得到了老师近距离的教育和指导，这些都是对我的鞭策和激励，并无形中促进了我强烈的创作欲望，也成了我艺术发展进步的阶梯。十几年来，虽然冗繁的行政事务千头万绪，但还是积累了一些作品。尽管不尽如人意，毕竟是自己在业余时间里潜心创作的一些成果。2007年，我在河南省文联美术馆举办了“‘大河儿女 风展红旗’——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胡国伟中国画作品展”，中央电视台书画频道、河南电视台《厚重河南》、河南日报、大河报等多家媒体都进行了专题报道，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2019年3月，我脱下穿了30多年心爱的军装，转业来到北京市东城区，这里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厚重的历史积淀以及良好的人际环境深深吸引着我，让我心情愉悦，如沐春风，我没有理由不努力工作，我要用手中的画笔歌颂伟大的时代，描绘祖国的绿水青山，自觉传承红色血脉，认真践行“崇文争先”理念，为“文化东城”建设作出自己的努力。
